以养老金之名过度指责郑秉文教授明显严重缺乏基本理性与道德底线

十年，只是一个按下闹钟的瞬间。2014年10月，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制度开始并轨；2024年，过渡期走到第十年，叠加计发由10%走到100%。同城两位老人，同样工龄，因退休年份不同，基数从3971元到7468元，差距几近翻倍。有人拍桌质问，公平在哪里；也有人摊手回应，制度就这样定的。问题来了，矛盾究竟出在规则本身，还是出在我们对规则的理解和期待。

一边是质疑声：十年过渡设计不科学，新老办法对比不合理，老人、中人、新人之间落差明显；有人把矛头直指养老金并轨方案的执笔者之一郑秉文。另一边是回击声：社保法早就写明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制度不是某个人的拍脑袋。更有网友喊话让专家先晒养老金明细。挂个数字账本能否解决争议，抑或只会把情绪推得更高，这里先留个扣子。

先把时间线捋清。2014年10月并轨启动，考虑到历史差异，设计了十年过渡：新办法较老办法多出的部分，按年度递增计发，2014年退休增加10%，之后每年加10个百分点，到2024年加足100%。这套安排想做到平稳，既不让老制度一下子断崖，也让新制度逐步到位。

不同立场摆出来。支持者说，法律框架很清楚，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加个人账户组成，与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挂钩。企业职工很多年按0.6到1的缴费指数缴费，有的单位为了成本压到0.6，缴得少，退休自然拿得少。反对者则强调，十年过渡把人群撕成了几段，尤其中间这批人，付出差不多，结果相差一截，心理落差难以消化。普通人怎么看？有人吐槽，像是同一趟列车，前后车厢票价不同；也有人说，制度像修桥，旧桥旧账要清，新桥新账要明，不能让人踩空。

表面看，政策已落地十年，机关、事业、企业统一了方向，过渡也快到终点，风浪似乎缓下来了。可底下的水流越来越急。矛头集中在视同缴费年限、计发基数差距、档案认定三个地方。

第一，视同缴费。许多企业工人认为，2014年10月1日之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并未实际缴费，却有视同缴费年限；而自己多年来按月缴纳，却没有所谓过渡养老金，心里不平。同样来自企业、后转到机关事业岗位的人员，原企业段的连续工龄是否视同，各地口径不一。多数地区把改革前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予以确认，不按视同认定。这类操作让一些人觉得吃了哑巴亏。

第二，计发基数差。这是硬邦邦的数字。视同缴费的计算以退休时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2014年退休的人，计发基数大约是3971元；到了2023年，计发基数涨到了7468元，几乎翻番。同样的视同年限，退休时间不同，基数差一个时代，待遇自然拉开。很多人把这个差距等同于“不公平”，忽略了它本来就是随经济变化调整的量。

第三，档案问题。视同年限的认定靠档案。有些早年下岗、企业倒闭、材料流失的人，档案缺失，关键凭证找不到，视同就卡住了。有人把焦虑转化为愤怒，冲到网络上，把所有矛头都打向一个名字：郑秉文。还有人喊话要求他公开养老金，仿佛把一个专家的账单晒出来，复杂的结构性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此时也有沉静的声音提醒，养老制度这样的大工程，是顶层设计，方案要经人社部审核，再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专家是建言者而非拍板者。郑秉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方案起草是其职务行为，既有专业分工，也受制度约束。但理性的话往往被情绪的潮水淹没，话题逐渐沦为围攻与反围攻。

反转出现在一个细节上。有人提出把过渡发放倒过来：2014年就发100%，然后每年递减10%，到2024年只发10%。看着解气，像给“早退”的人补偿。但一旦代入现实，你会发现矛盾更尖。过渡的初心，是“平稳”与“可持续”。若在2014年立即把全部差额释放，财务支出在初期激增，后期反而急降，和“平稳过渡”背道而驰；更关键的是，这会把“付出与收益的时间匹配”打乱。前文我们提到基数随年份变化明显，倒序发放会把不同经济周期的成本和收益错配，既难操作，也难自洽。

再看另一个被忽视的伏笔：缴费指数。企业普遍存在按低基数缴费的现实，0.6到1很常见。多年低缴，叠加个人账户积累较少，退休时待遇自然偏低。这并非一朝一夕的政策挪腾能逆转，而是与长期劳动报酬、缴费基数、职业发展挂钩。此时再回看把情绪集中在一个专家身上，像把一座大坝的渗漏归咎于一个螺丝。螺丝值得拧紧，但水压来自整个上游。于是，网络争论从“谁对谁错”，转向“结构怎么修”，火药味不减，却更指向症结。

争论似乎有了些共识：并轨是大势，专家不是拍板者，倒序发放存在新不公。可表面缓一缓，深处的刺还在。第一根刺是存量问题。已有的人群分层已经形成，老人、中人、新人之间的待遇差，不靠一次性调整就能抹平。第二根刺是程序难点。档案缺失怎么补，材料不全如何认定，地方经办口径能否统一，都是堵点。很多个体案例卡在细节里，难以在短时间内靠统一口号解决。

第三根刺是认知分歧。有人强调“讲情”，主张向错位的人群倾斜；有人强调“讲法”，坚持按既定规则办理。还有人揪住一个点不放：2014到2024这些年，有人未等到100%就离世，似乎吃了大亏。回到规则原点，过渡比例和退休时间绑定，本就按时间推进，既没有溯及既往的条款，也没有追悼性的补发安排。法理与情理在这个节点互相拧着劲，谁也压不住谁。现实层面，分歧被扩散为群体对立：企业职工对机关事业人员，改革前后入职人群之间，甚至同一单位不同批次之间。和解看起来近在咫尺，又像隔着一堵墙。

直说几句。有人把所有不满都丢给郑秉文，听着痛快，落到实处却像往镜子上贴膏药。制度是顶层决策，专家是出方案的匠人，不是按按钮的那只手。说“你先晒养老金”，看似较真，其实避重就轻。真正刺手的，是多年低缴费基数、档案缺失、口径不一、经济周期差异，这些都比晒一张单子难多了。还夸一句最顺耳的话：把复杂难题简化为一个名字，省事省心，也最安全。可惜问题不长眼，不会因为一句口号自动退场。

十年过渡走到终点，究竟该优先安抚早退的人，还是坚持按缴费与时间匹配的原则推进。要不要为了情理的舒适，推翻法理的秩序。有人说倒着发才叫公平，有人说按法办事才是公正。你更在意即刻的舒心，还是长期的可持续。评论区见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