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往事：元帅之子的跌宕人生

“红孩子”

“我生于苏北，二弟丹淮生于淮南，而三弟则降生在山东。父母一直期盼有个女儿，所以最小的妹妹姗姗来得最晚。” 兄弟三人的名字中蕴含的苏、皖、鲁三地，正是陈毅当年主要作战的战场，这或许也是他对自己戎马生涯的一次深情缅怀。

1947年，内战的硝烟弥漫全国，国民党军队集中火力对共产党控制的山东地区发起了猛攻。中共内部作出决策，将一批家属通过沿海航线转移至当时由苏联红军管辖的大连。在渡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巧妙避开国民党军舰的巡逻。一上船，所有人便被要求躺在床板上，不得走动，更不得交谈。然而，一岁的小鲁尚不具备理解的能力，那天夜晚，他的精神尤为亢奋，不愿入睡。因此，特准他在船舱内自由活动。那一晚，我们都在昏暗的船舱中躺卧，唯有小鲁在叔叔阿姨间跌跌撞撞地穿梭，他抱着这个，亲着那个，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声的笑意。这段经历，成为了陈昊苏最早的人生记忆，而陈小鲁本人却已对此毫无印象。

上海解放之际，陈毅担纲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之职。当时年仅四岁的小鲁随家人一同迁至上海，居于兴国路的一座小楼之中。陈小鲁回忆道，那时的父亲公务繁忙，无暇顾及他，他天性顽皮，常常赖床不起，有时甚至睡到中午饭点。“记得有一次，父亲不知何故情绪失控，在午餐时分听闻我仍未起床，顿时怒火中烧。他冲上楼去，怒斥道：‘养这孩子有何用！’随即抱起我，正欲将我扔下楼去。那场面不仅让在场的秘书们惊慌失措，也彻底纠正了我睡懒觉的恶习。自此，我养成了早起早睡的良好习惯，至今仍保持不变。”

陈小鲁童年

1955年，陈毅将军一家迁至北京。那时的陈小鲁对于父母的身份和家庭底蕴尚处蒙昧之中，只知道“父亲名叫陈毅”，却“不清楚他从事何种工作”，因为“父母从不向我们提及职务级别这类事宜”。直至后来，他在报纸上得知父亲担任外交部长、副总理等要职，方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尽管身边有不少同学与他一样出身于“高级行政官员”家庭，但陈小鲁更倾向于穿梭于狭窄的胡同之间，与普通家庭的孩子们共同嬉戏。这种性格特征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2009年，陈小鲁在一次访谈中，对父亲陈毅的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回顾。他回忆起自己童年时，父亲忙碌的身影很少谈论个人事务，常告诫他们：“干部的后代不应有优越感，‘一将功成万骨枯’，我的地位并非我一人之力，与你们关系也不大。”陈毅教育子女们要养成节俭简朴的生活习惯，家中孩子的衣物总是轮着穿，大的穿完小的接着穿。尽管小鲁年纪尚幼，但个头迅速增长，轮到他穿的衣服，往往既破旧又不合身。一次，小鲁抚摸着盖不住腿的裤子，对陈毅的秘书说：“叔叔，我过年就要穿这么短的衣服吗？”

失序的时代

北京四中，历来是干部子弟的聚集地，或许正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众多学子对于“政治”这一领域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该校亦孕育了众多日后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崭露头角、声名显赫的人物。然而，那时的陈小鲁并非这一行列中的一员。在学校的辩论活动中，他当时的角色仅限于聆听。正是这群干部子弟，在政治上为我开启了启蒙之门，陈小鲁回忆道，正是在那个时刻，他突然有所领悟，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3年，陈小鲁踏入了北京八中的校门，开始了他的高中生涯。在此之前，由于肝炎的困扰，他不得不休学两年。回望那段时光，那两年间似乎变得格外关键——小鲁比同龄人整整大了两岁，这让他显得更加成熟稳重。步入八中后，他迅速成为了校园中的活跃分子。陈昊苏如此评价道。岁月如梭，转眼间便来到了1966年。正值高三的陈小鲁，与同龄的青年们一同投身于那场名为“革命”的洪流之中。各所学校纷纷选出“革委会”主任，陈小鲁凭借1100多票的支持，仅以20票之差，未能实现全票当选。

很多人起初并未察觉这不过是一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序章。陈小鲁回忆，家中聚餐时，陈毅不禁感叹：“文化大革命势头猛烈啊！”随后询问小鲁：“你们学校现在情况如何？”

于中南海怀仁堂西侧的庆云堂四院，定格了一幅温馨的全家福。

陈小鲁向父亲告知学校已暂停授课。陈毅便严肃地告诫道：“这场斗争错综复杂，你们务必保持清醒。”接着，他深情地补充道：“关于外交部的事务，你无需插手，即便有人前来寻求协助，你也应保持距离，切勿过问，更不要介入其中。至于你在学校的事务，我也爱莫能助，亦不必向我倾诉。”陈小鲁领悟到父亲的言辞中透露出一种“界限分明”的态度。“自那以后，我的行为与父亲再无交集。我从未向他汇报过任何事，他也从未对我提及这些。”

1966年8月，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即“西纠”，正式宣告成立。陈小鲁因“西纠”之名，一时间声名鹊起。然而，陈昊苏指出：“实际上，小鲁并未加入红卫兵。”他认为红卫兵并非一个严谨的组织，任何人只需佩戴上袖标，便能轻而易举地成为其中一员。在那个时期，陈小鲁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诸多流言蜚语。他的妹妹姗姗回忆道，家中时常接到来自外地的电话，询问“陈小虎”是否为陈毅之子。

陈小鲁，实则仍是个孩童。“他身着破旧的衣裤，脚踩简易的懒汉鞋，偶尔还会穿着他自己所说的由井冈山布带制成的草鞋，骑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笑便露出了那两颗可爱的虎牙。”这是陈小鲁的至交好友何迪对他的回忆。记得1967年8月的一个周末，小鲁前来拜访，向他透露了自“八七”讲话以来，外交部内部斗争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父亲陈毅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了防止相互牵连，陈毅与张茜叮嘱小鲁先行切断与家的联系。张茜递给他100元钱，并告诉他这个周末不要回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何迪不禁感慨万分。

1968年四月，西单商场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流言在京城四处弥漫。在此背景下，一个名为“陈小虎”的形象被塑造出来，他被视为一个无恶不作的打砸抢分子。陈小鲁也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他的妹妹姗姗回忆道，在4月14日的晚餐后，她和哥哥小鲁正准备返回学校，家中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邀请小鲁见总理。陈毅夫妇闻讯后，紧张地在家中焦急等待儿子归来。不久，小鲁回到家中，向家人透露了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总理将陈小鲁召至西花厅私邸，安排他前往沈阳的一个部队农场进行劳动锻炼。总理强调，这并非他个人的决定。他叮嘱小鲁，到那里后不要给家里写信，避免对外联系、回家探亲，也不得拍照。他鼓励小鲁，只要表现良好，未来仍有光明的前途。

翌日清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亲自前来迎接小鲁。在离别之际，小鲁的母亲情难自禁，泪水涟涟，现场气氛显得异常沉重。陈毅努力克制住内心的波动，语重心长地说道：“我自18岁起便远赴法国，投身勤工俭学，而你母亲则在16岁时便离家投身新四军。如今你已年满二十，理应具备这份决心，去开辟属于自己的人生天地。你必须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永远不再回到这个家。”

与老同学八中中院合影

杨德中的子女，杨海岩，曾是陈小鲁在39军的战友，他回忆道：“那时，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指示我父亲将小鲁送往农场隐匿，并详尽地指出，不应将小鲁安置于有北京知青的农场，而是应安排至部队农场，且暂不让他身着军装。我父亲在京西宾馆与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会面，将总理的指示转达给了陈司令。陈司令立刻作出决断：悉听尊便。”随后，陈小鲁便被安置到了39军的盘锦农场。

陈小鲁入伍后，面临了巨大的压力。身为编制外的成员，他不仅没有口粮与津贴，甚至最初连军装都未能及时发放。在那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只能通过报纸上零星的报道来了解父亲的点滴信息。

在那年五一节的盛会之上，陈毅将军有幸登上天安门观礼。彼时，他已身患肠癌。在城楼之上，他偶遇了陈锡联将军，心中对儿子的思念油然而生，便主动开口提及：“我的孩子如今在你麾下服役，已有三年未曾给家中写信。”陈锡联闻言，即刻承诺归队后即刻安排小鲁回家探亲。

“三年光阴荏苒，小鲁终于踏上了归途——彼时的家业已是摇摇欲坠。彼时，他引用了唐诗中的名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母亲拥抱着他，泪如泉涌。父亲却面露欣慰之色：‘很好，你通过了这场考验。’”回首往昔，陈昊苏不禁感慨万分。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小鲁，对他的守诺言重与考验过关给予了高度赞扬。

1972年1月6日，陈毅将军不幸离世。陈毅同志逝世之际，陈小鲁同志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悼念之作：“五年忍辱负重，千夫指责，一死何须万人悲泪。幸喜碧血洒满中华大地，磊落一生，无愧于心。”后来，在赵朴初先生的建议下，诗句被修改为“难得万人泪”。在众多朋友眼中，这无疑是陈小鲁同志最为精妙的一首诗。

时代的见证

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粟惠宁喜结连理。这一时刻，陈小鲁不仅迎来了个人生活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敏锐地预见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完成在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习与培训后，1981年，他肩负使命，赴英国担任副武官，直至1985年归国；同年年底，他又被调往当时改革浪潮中的要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担任社会局局长一职。陈昊苏曾言，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纪律严明，即便身为兄弟，他对弟弟的具体工作也知之甚少。岁月流转，政改办最终解散，而陈小鲁则竭尽所能，为同事们妥善安排了后续事宜。

左四为陈小鲁

1992年，陈小鲁完成从军旅生涯到平民生活的转变。依据当时的规定，师职干部的转业安置需由国务院军官转业安置办公室负责统筹。然而，陈小鲁却产生了自主择业的愿望。鉴于此前并无类似案例，军转办起初对此表示了谨慎。但最终，陈小鲁凭借其说服力，成功地说服了国家人事部的高层领导，得以跳过军转办的常规安排，实现了自主就业的夙愿。

“这在当时，等同于舍弃了铁饭碗、公费医疗以及福利分房。”陈小鲁的友人张北英如此表述。陈小鲁仅获得了不足一万元的转业金。“或许有人会提及他父亲是元帅，家中自有房产，但实际情况是，陈毅元帅离世后，并未为子女留下房产。陈小鲁与粟惠宁结婚后，便一直居住在岳父粟裕的家中。后来，他们在京郊购置了一处农民的小产权房，也就是一个小型的民房院落。”事实上，在粟裕夫人楚青逝世后，陈小鲁与粟惠宁数年前便已搬离了雨儿胡同。

后排中间军人是陈小鲁。

陈小鲁在转业之后，初涉海南，投身于亚龙湾的开发事业，却并未享受到预期的喜悦。1993年盛夏，当时供职于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何迪，选择了停薪留职，与陈小鲁并肩踏入商海，共同创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两人向亲朋好友借款十万元，勉强启动了公司。我租赁了一辆人力车，而小鲁则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自此，他彻底与体制告别，踏上了新的征程。

“有人认为我们赚了大钱，可我们五六个人，奋战两年，解决如此棘手的问题，仅赚得60万人民币，何谈发财？”

或许是在无数难以启齿的挫折中磨砺，陈小鲁对自己的人生轨迹如此评述：“我并不完全适应这个社会。”早在1985年，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便透露：“我内心柔软，难以拒绝他人的请求。我并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也无法对他人严厉整治。”为了追求一份无需违心言辞的自由，陈小鲁毅然离开了体制，不久后，他又告别了商界。自1998年起，陈小鲁开始了悠然自得的环球旅行。

“小鲁堪称最理想的旅伴，他性格随和，从不挑剔或抱怨，始终保持着愉悦的心情，而且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时不时地抛出精辟的妙语。”陈小鲁与他的同伴们并不只是沉醉于山水间的美景，每踏入一个国家，他们便带着敏锐的问题意识，观察、探访、交流，并随时随地展开深入的讨论。如在巴尔干半岛，他们热议前南斯拉夫是统一为一个大国更佳，还是分裂为六个独立国家更为妥当；在伊朗，他们探讨穆斯林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之道……

陈小鲁，一位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者，在好友何迪的眼中，他不仅出身于政治世家，更是一生与政治紧密相连。他对政治的感知尤为敏锐。“小鲁并非那种拘泥于经书典籍的人，他的言辞质朴而深刻，摒弃了空洞的套话，一目了然，直击要害。”何迪评价道。每当关键时刻来临，朋友们都渴望聆听小鲁的分析与观点，而这些独到的见解也常常在朋友间流传开来。

风波中的小鲁

2013年5月，陈小鲁以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名义为“文革”致歉的新闻，瞬间将久未现于公众视野的陈小鲁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间，他成为了中外媒体争相追逐的焦点——而我自己，亦是当时众多采访他的记者之一。在位于雨儿胡同的住所，陈小鲁宛若一位平凡的北京老人，身着宽松的中式棉衣，脚蹬布鞋，详尽地描述了“道歉事件”的全过程，并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那是我的第二次采访陈小鲁。如同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坦率与直爽。

“我要对所有记者一视同仁。”

自“道歉”新闻发布以来，部分人士对陈小鲁等人道歉的时机表示质疑，甚至予以指责。与此同时，另有一部分人则在推测陈小鲁背后可能存在的“动机”。然而，陈小鲁依旧以他一贯的坦率态度面对种种猜疑。他在给朋友的微信中坦言：“我代表八中道歉，实则是在偿还债务。”

陈小鲁在每一次采访中都不遗余力地重申“尊重宪法”的重要性，即便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他过于“天真”，他亦毫不在意。小鲁有着自己坚定的道德准则。他深知在“文革”那混乱岁月里，当众人都置宪法于不顾、漠视基本人权时，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分子、一位被推举为领导者，他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内心深感愧疚。“文革”的岁月里，粟惠宁与丈夫共度数十年，最是深知他那份深沉的苦心。

“尽管小鲁起初因反对对联而未投身红卫兵，又在暴行、抄家、社会动荡中组建了西纠，他虽无法完全脱离‘文革’的狂热，也曾参与其中的一些荒唐之举，但在我这批朋友中，他却是最先觉醒、最快清醒的一位。”何迪如此评价。

“关于小鲁对‘文革’的道歉，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小鲁认为，进入21世纪，对‘文革’的反思并未达到彻底的程度。”

“道歉务须发自肺腑，反思必须深入骨髓。否则，我们便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授业恩师的教诲，更对不起未来的后来者与历史的长河。”——陈小鲁

风波平息后不久，陈小鲁的名字再次浮现，与一桩全国关注的重大经济案件紧密相连，各类传闻纷至沓来。本已安享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陈小鲁，再次被卷入波涛汹涌的漩涡之中。

面对朋友们的种种关切之问，陈小鲁多次明确表示，自己仅是提供咨询与支持，“并无股份持有，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事后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陈小鲁的陈述：他并未领取薪酬，亦无股份分红，并未从中获得任何特殊利益。

秦晓、小鲁、何迪、黑格将军等

何迪回忆道，2003年年末，他们一同踏上了印度的旅程。不料，陈小鲁在旅途中突然咯血，场面一度令人焦虑不安。返回北京后，经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这让他背负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怀疑这与家族遗传的癌症有关。最终，在协和医院接受了开胸手术，那片阴影竟是一块霉菌。由于身体原因，2004年，陈小鲁整年都在治疗与休养之中，而外界热议的该公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并未参与其中。那些与陈小鲁相识多年的朋友都知道，他从不拘泥于琐事，性格随和，总以为“无股份、无工资”便与己无关。然而，实则应当及时割裂这种关系。

“小鲁，多年未见，你竟成了首富，可得请客哦！”陈小鲁闻言，哈哈一笑，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豪爽，自嘲道自己不过是靠着“首富”的传闻“混口饭吃”。

标准国际投资合伙人与老布什等

在上海逗留期间，小鲁受到了大哥昊苏的探望。二人重逢，小鲁依旧显得轻松自如。岁末返回北京后，有友人关切地询问小鲁：“是否会感到压力重重，心情不佳？”小鲁淡定回应：“并无。”友人继续询问：“这会不会影响你的睡眠？”小鲁微笑以对：“未曾。”友人接着问：“饮食方面会不会受影响？”小鲁听罢，笑出声来，再度回答：“哈哈，当然不会！”

家人眼中的小鲁

对粟惠宁少女时期的记忆中，陈小鲁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然而她当时并未将他与自己的未来有所关联。在她心中，小鲁首先是她二哥的挚友。他与粟裕的次子粟寒生曾是北京四中的同窗，两家居住地相隔不远。陈小鲁常至粟裕府上，与粟寒生对弈围棋，那段少年时光，他们似乎拥有无尽的活力。有一年，这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相约在寒冷的冬日，骑自行车远行至百公里之外的天津，去探寻传说中的“怪物”，并偷偷地拍摄了照片，带回粟家冲洗。

“他天生如此，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对新奇事物总是情有独钟。这样的性格伴随了他的一生。”沉浸在往昔回忆中的粟惠宁不禁露出了微笑。

小鲁、粟惠宁缅怀周总理

数年间，那对青年男女分赴军旅，彼此鲜有往来。然而，当粟惠宁步入大学校园，一次偶然的机会，粟裕的妻子楚青询问女儿的感情状况，以及对小鲁的看法。女儿对此并无异议，楚青便安排寒生写信，征询小鲁的意愿。

接获信件后，陈小鲁便恭谨地向母亲张茜通报了此事。张茜在回信中提出：暂时维持联系，不妨试着交流。小鲁随即把母亲的指示传达给了粟寒生。那时的陈家正经历着动荡不安的时期。不久，陈毅病故，1974年，张茜也因癌症离世。

两人的联姻，亦是对父辈间独特情谊在子嗣间的一种特殊传承与延续。

“在我父母仙逝之际，小鲁承蒙粟裕、楚青两位的悉心关照与呵护，我们兄弟姐妹无不怀揣着无尽的感激之情。”陈昊苏感慨万分。

粟惠宁坦言：“我们不过是平凡人，过着平凡的日子。”她回忆道：“一位慈祥的老母亲曾对我母亲提起，小鲁颇有外交官的风范，问我母亲她女儿能否与他相配。尽管这只是句闲谈，却让我牢记于心。坦白讲，我和小鲁并不匹配。”粟惠宁直言不讳。从世俗角度看，陈小鲁性格豁达，交友广泛。而粟惠宁则性格内敛，不喜抛头露面。然而，几十年的相濡以沫，证明了这对看似不般配的夫妻，过得非常幸福。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故此，我们应当抱有紧迫感。”这一年，正是他“第四次”踏足这场“灭国出击”之旅，目的地为伊朗及苏联境内的三个斯坦国家。

陈小鲁曾坦言，在他75岁那年，即2021年，他立志实现“灭国130”的目标。他们原计划在2017年10月携手游览外高加索地区的三个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然而，由于小鲁陷入了一些纷扰，此行最终未能成行。

陈家幼女姗姗与鲁哥相隔三载，哥哥们相继踏上求学的征途，家中仅余小鲁与姗姗两兄妹相依为命，因而他们情谊深厚，常共度欢乐时光，“连我那场麻疹，也是小鲁无意中传染给我的”。在妹妹的追忆中，陈家的家庭聚会上，三哥总是声音洪亮，谈笑风生。小鲁则始终是聚会的灵魂人物。他曾与妹妹提起，父亲昔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最终投身革命事业。小鲁表示，父亲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变革的渴望，与他自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亦愿意勇于尝试新的事物。

“小鲁，和我们一样，乃是凡胎肉身，怀揣七情六欲，不拘泥于琐碎小事，亦难免犯过失，或是对人判断有误。然而，小鲁的身份首先属于‘红色’阵营，他本人以及我们这些同属红色家庭的人，都在为此不懈努力。有人视他为‘叛逆’，这实在是对他的一种极大误解。”妹妹姗姗语气坚定地陈述道。

陈家儿女在长期致力于整理与推广新四军历史的工作中，贡献良多。其中，身份较为自由的鲁先生，常常站在了最前线。在他的带领下，负责为陈毅和粟裕两位将领编撰画册。画册中的陈毅照片不乏多人合影，为了准确辨认每一位人物，鲁先生一家家走访，逐一核对。同时，姗姗也受他之托，亲自登门拜访外交部资深大使，请求他们帮助辨识照片中的人物。

陈洪生在左一，吴新潮在右二。

“我们如今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因其“平易近人”的个性，陈小鲁时常受到朋友的邀请，参与各类公益事务。在生命的余晖中，他担纲“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会长之职，积极倡导人们有尊严地结束生命。陈小鲁离世之际，成千上万的网友在“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搭建的网上灵堂中留言，为会长小鲁送别，共度其人生旅程的终点。

在亲朋好友的眼中，小鲁乐于助人，助人无数，有时却也因善举而自惹麻烦。“然而，他始终坚守原则，从未在他人背后说长道短，即便面对他人的无理行径，也绝不口出恶言。”

“回溯往昔，小鲁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月，无疑成为了我们全家最温馨和幸福的时光。”粟惠宁回忆道，那时，他们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同在三亚欢度春节，沐浴在亲情的温暖中，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流言蜚语。而这段在海南岛与家人团聚的宝贵月日，对陈小鲁而言亦是难得。这段记忆，在陈小鲁离世后，成为了粟惠宁心中的一份慰藉。

陈小鲁离世之后，何迪这位多年的挚友对他的了解愈发深刻。何迪不禁感慨，在三亚筹备为小鲁举办的告别仪式时，首要任务是撰写其生平。这才真切体会到小鲁自称“无上级主管个人”的真正含义——无人牵头组织、无人机构提供档案以记录其生平、无人组织对他生前的功绩给予评价。然而，另一方面，陈小鲁却拥有一群几十年如一日坚定支持他的家人与朋友。陈家、粟家的二代、三代成员从四面八方齐聚三亚，共同送别小鲁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在三亚举行的陈小鲁告别仪式上，出席者逾600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退伍军人。追溯至2016年初，云南某县拟修建一条穿越烈士陵园的公路，陵园内安息着1000多位1979年南疆战役英勇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战友及部分家属联名呼吁社会给予关注。活动负责人经人推荐，联系到了素未谋面的陈小鲁与粟惠宁夫妇，他们不仅亲自签名支持，还动员了一众有影响力的朋友一同签字。最终，在老兵们的坚持下，当地政府采纳了他们的请求，调整了公路的路线。

那幕情景令我深受触动。他们，十几位代表，均自费前来与小鲁告别。他们整齐划一地步入灵堂，以标准的军礼表达敬意，并对小鲁生前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激。”何迪感慨万分。

衣锡群、许善达、陈小鲁等。

“位卑不弯腰，位尊不谄媚，下野不悲叹，登堂不骄矜。”在陈小鲁的亲人眼中，此联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其一生之写照。

果果，陈小鲁之子，自幼便过着散养的生活。成年后，他赴日本深造，勤工俭学，在居酒屋和餐饮店中打工，生活颇为艰辛。归国之后，果果勇于创业，投身于广告设计与展览策划行业。亲朋好友均感叹，在这十余年的时光里，他们从未目睹小鲁为果果牵线搭桥，也未听闻他向朋友求助。令人感慨的是，在40岁生日之际，果果完成了送别父亲的最后一程仪式。

于纪念活动落幕后的欢聚时刻，果果娓娓道来：“虽我父辈投身军旅，未能跻身将帅之列；投身政坛，亦难攀高官之位；投身商海，亦难成‘首富’之尊。人生路途，波折重重，事业亦未必尽善尽美。然而，我从他的言行举止中领悟了如何成为一名好人，我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人。”